釋廣德在十字路口正中央放置的坐墊上打坐，一旁徒弟拿著五加侖的大汽油桶，把汽油淋在緊閉雙眼誦唸佛號的釋廣德身上。
而美援帶給中興紙業的，有好事，也有壞事。中興紙業得知後，重新整理過往繼承美援器具之清單，才發現中央信託局在列出清單時，為依照實際投保比例來計算，將部分項目刪除，以此讓其餘項目之美金原價與保單相符合。
這樣一間條件優秀的造紙工廠，也成為政府指定提供全台新聞紙的對象。中央信託局指出，當初中興紙業投保時，並沒將本次燒毀的這些器材全部列舉出，有遺漏之問題，因此難以全數賠款。藉此機會，台灣銀行匯集其他省營機構資本，將股份集中在其下的羅東廠、林田山林場，並在之後中興紙業公司創設後成為最大股東，使中興紙業成為當時台灣造紙業中，唯一的公營事業。至1960年代，面對國內製紙市場的競爭激烈，加上外國新聞紙開始進入台灣，中興紙業卻無法順應時代，改變經營方向。而這些設備，只是透過美援先借給紙廠使用，需要紙廠定期還錢，還完後才算是正式擁有這些器具，而尚未還清以前，這些器材都算美援會的。
雪上加霜的是，這場大火同時燒毀多項租借而來的美援器材總統蔡英文在台北時間28日下午召開記者會表示，有關美國牛、美國豬進口，經過這幾年謹慎評估，她已責成相關部門，在保障國人健康前提下，訂定進口豬肉萊克多巴胺（瘦肉精）的安全容許值，並放寬30月齡以上美國牛肉進口。「在抗議登場前夕，執政者態度、菁英體制的穩定程度、政治盟友等條件對他們言都是不利的，或至多只能說是中性的。
雨傘的爆發則是在長達一年的「和平佔中」後，北京通過「八三一決議」，形同宣告真普選訴求徹底失敗。」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解釋，「但變化大約出現在雨傘運動前兩年，香港發生了反國教運動，台灣則是反媒體壟斷，我們講媒體要洗腦，他們講教育要洗腦，兩邊愈來愈像。太陽花運動則是等到各路人馬衝進立院之後，才迅速搭建起決策討論的平台，能夠拋開既有組織的包袱，形成運動領導，最終和平退場。「他們堅持探索每一種可用的管道，採取衝擊性越來越高的抗議手段，最終讓執政者喪失了耐心，犯下嚴重的錯誤。
在不斷升高的態勢中，突如其來的對峙隨時可能爆發，當抗議者佔領公共空間、破壞秩序運作，與政府陷入長期對抗，便形成了「對峙僵局」。圖片來源：左岸文化 何明修透過比較的視野，指陳太陽花、雨傘運動的六個知識謎團，試圖提出解答，並從更大的社會變遷脈絡觀點，分析佔領先前、當下與其後的結構和策略運用。
太陽花與雨傘運動容或有著不同的政治訴求，卻分享了相同的地緣霸權威脅。一場社會運動之所以在某個時間點出現，較可能是因抗爭者察覺當前情勢有利，對抗成本下降、有機會成功。從太陽花、雨傘到反送中運動，台灣、香港宛如相互映照的兩座島嶼。「以前，台灣如果要找一個國家做比較，一定是南韓。
」 他把太陽花和雨傘的推進策略，稱為「運動的邊緣戰術」（movement brinkmanship）。」 太陽花與雨傘：對峙僵局下的不同發展 2014年3月30日，林飛帆登上凱達格蘭大道的舞台演講，正式宣告占領行動光榮退場。但何明修也強調，臨機應變並非萬靈丹，最終還是要取決於運動信任網絡、現場情勢等主客觀因素。而太陽花與雨傘運動共同點在於，許多公民自發奉上勞力與資源，這種廣泛動員能量如同抗爭者的保護網。
等到2019年4月佔中九子案宣判，更近乎走到香港公民社會最低迷的時刻。「戴耀廷、陳健民坐上囚車，朱耀明哭著送他們走，100多人在監獄外陪他們。
換言之，抗爭者並非察覺有利風向而積極參與，「大家感受到的是絕望，而不是機會。何明修提出進一步分析：「威脅的產生是個綜合性結果，其中包括抗議者的策略以及執政者的失策。
（圖片來源：左岸文化） 今天不行動，明天就沒了 過去的西方傳統理論，較傾向從優勢機會理解社會運動。日本殖民的基礎跟英國殖民不太一樣。只是，復又歷經6位民主派議員因宣誓風波遭到DQ（當選無效），再多的民意支持，似乎還是不敵特區政府背後那隻看得見的手。具體來說，雨傘因為佔中行動的長期籌劃，事前便有明確的組織分工，也握有豐厚資源，但進入對峙當下，反倒成為決策遲緩不前的主因，最後氣力放盡如果中華民國在1949年被中共徹底消滅殆盡，連台灣都不剩下的話，那麼中華民國國軍也會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定義為「偽軍」。劉舜元反共態度堅決，於是向李士林軍長辭職後隻身逃到青島，隨劉安琪將軍來到台灣。
今年到底是抗戰勝利75周年，還是台灣終戰75周年，想必又是一個藍綠兩派爭執不休的問題。然而華北綏靖軍在戰場上直接受日軍指揮，與和平建國軍毫無隸屬關係。
另外日軍還在南京扶持了一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，同樣是由北洋政府遺老組成，兩個政府都不受到淪陷區青年知識份子歡迎。甚至直到1943年為止，重慶與南京的兩個國民政府也都以林森為國家元首，這才穩定了淪陷區青年對親日政權的向心力。
畢竟抗戰時的中國戰場上，同時還存在著滿洲國與南京國民政府兩個親日傀儡政權。再加上自視為獨立國家的滿洲國，乃至於試圖從中華民國獨立出去的蒙疆自治政府，都讓親日政權的部隊難以真正統一到一塊。
陸軍官校第12期畢業的劉舜元將軍，就被賦予了第11戰區保安總司令部作戰科長職務職務，負責華北綏靖軍的接收工作。尤其是到了內戰末期，國共兩軍基層主力都逐漸由前「偽軍」組成，隨政府來台灣的前「偽軍」當然也是不少。至於南京國民政府的武裝力量，則通稱為和平建國軍，目的是要貫徹汪精衛政權「和平、反共、建國」之國策。華北治安軍則變更名稱為華北綏靖軍，繼續配合日軍掃蕩中共八路軍。
國民政府因抗戰折損了320萬軍人，許多參戰老兵則在勝利後復員回家。「偽軍」也好，「匪軍」也罷，通通都是來自勝利者的「主觀意識」，並非客觀中立的歷史名詞，凡是有學養的歷史學者都不該使用。
1949年1月，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投共，第101軍的軍長李士林決定隨傅作義一起接受中共改編。據大陸學者轉述，已裁撤的共軍北京軍區大老當中就有很多的前綏靖軍，是一段中共不願意公開談論的歷史。
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，台灣的藍綠之爭變成了抗日國軍和台籍日本兵後人之間的延續戰爭，一場永遠打不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。若中共在長征時就被中央軍圍剿殆盡，今天同樣也不會有所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，只會有國立編譯館歷史課本定義下的「匪軍」。
Photo Credit: 許劍虹提供 傳統中國主旋律電影中的「偽軍」看起來腦滿腸肥，他們和他們在台灣的後代卻是今天統派深藍族群的重要組成部分 1949年來台灣的「偽軍」 200萬數量的「偽軍」，除了偶爾配合日軍圍剿游擊隊外，並沒有在抗戰中遭遇到大規模傷亡。華北政務委員會的前身為1937年在北京成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，是由反對國民黨的北洋政府遺老所組成，他們的軍隊為齊燮元將軍指揮的華北治安軍。第817團在劉舜元團長指揮下，曾於內戰期間於保定地區及1948年12月的石景山保衛戰中重創共軍，而他們的敵人絕大多數也是「前綏靖軍」。這些武裝團隊名義上效忠汪政權或華北政務委員會，實際上還是要日軍出馬才能叫得動。
為了彌補人數上的不足，大量前「偽軍」被允許進入國軍，投入國民政府的戡亂戰爭。沒有辦法給他們找到合適總稱的情況下，也只能暫時以「偽軍」來涵蓋全中國的親日武裝。
劉舜元後來出任陸軍第101軍第273師第817團的團長，就是以這些前「偽軍」為班底。只是回到河北省故鄉時，劉舜元才發現老家22個步兵團的華北綏靖軍中有11個團已被8路軍以地利之便搶先接收了，所以只剩下另外11個團給他接收。
除正規軍外，還有由各省政府、縣政府、鄉長、鎮長甚至地方仕紳組成的民防武裝。與之相反的是，絕大多數「偽軍」為國共兩軍收編，以彌補雙方在抗戰期間與日軍作戰遭遇到的損失。
关注微信
